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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刊载于2002年第3期《收成》之《人生采访》专栏,《人生采访》专栏一般由两篇文章组成,“传主且说说我自己”,以及一篇形象记】

幼年云烟

聂华苓

1934年,汉口市立六小的女学生。两年后,父亲逝世,小华苓从此看尽世态炎凉。

彩虹小阳伞

1928那年,我家住在汉口旧俄租界两仪街,正是桂系操控武汉,父亲在武汉卫戍司令部的时分。马弁听差晚上没事,就在门房里抽烟,喝酒,讲笑话。我有时到门房和他们混在一同,听不明白的话,就打破沙锅问到底。姘头?姘头是什么?姘头是一种小毛虫,咬人的,咬得人好痛好痛。咱们园子里有吗?他们大笑,指着厨子杨宝三说,问他,问他。结巴急得更结了:胡……闹,不……要胡……闹。叫便条?便条是人吗?不是,叫便条是叫狐狸精,叫来了要缠人的,缠得人要死不活。什么是窑子?窑子是大人玩的当地,小孩子不能去的。为什么?那儿有妖魔鬼怪,专吃小孩子。

他们都说自己是北方老粗,没有念过书,当过军阀吴佩孚的兵,国民革命军打败吴佩孚,他们又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兵。他们谈交兵的事,他们会唱戏,他们会讲故事。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唱戏的北方佬唱到那儿,忽然显得很难过的姿态。有人还会唱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襟,青的山,绿是水,花花世界,薛平贵恰似一孤雁归来。他们比汉口大舞台的戏子唱得好听,如同唱出了真人真事,唱的人真成了一孤雁,我也难过起来了。

我要听故事。有人说:好,我给你讲牛郎织女吧。牛郎织女七七鹊桥相会,嫦娥奔月,吕洞宾,铁拐李,张果老,何仙姑那一类好听的故事,都是在我家门房里听来的。

他们赌博, 玩牌九,掷骰子。我不明白,只听他们叫叫吵吵。幺二三呀,四五六呀!好!庄家统吃!庄家把桌上的钱全搂光了,对我说,明日请你吃法国冰淇淋。我家在已克复的俄租界,和法租界相连,那儿的安南巡捕头戴法国小帽,笑起来,一口黄牙,我一点也不怕他。英租界的红头洋人,手拿短棒槌,一抡一抡,逗孩子玩,不像巡捕的姿态。德租界现已回收,德国大班还在街上走得夸嗒夸嗒响,硬着脖子,看也不看人一眼。日本租界的巡捕,一看见没人坐的人力车,拉着车夫就用棍子打,车夫哎哟哎哟地叫,拖起车子往租界外面跑。日本巡捕一脚踢倒车夫,扣下车子,巴格亚奴巴格亚奴地骂。车夫跪在地上哀哀求饶。

我家门房的人还谈什么直系,奉系,皖系,还有许多许多系。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曹锟,段祺瑞……说他们是什么北洋军阀。一谈一个晚上。军阀打来打去。本来是朋友的,不知怎样一会儿变成了仇敌。本来是仇敌的,一会儿变成了朋友,结合起来打他人。我问,那些人是流氓吗?他们大笑,他们可比流氓凶猛呀,有兵,有权,有枪,说杀就杀,拖到刑场,嘭嘭几下,人就去见阎王爷啦。阎王爷有一本生死簿。该死的,要你死。不该死的,放你回去。民国十五年八月,国民革命军打汀泗桥。汀泗桥有山有水,简略守,很难攻,是武汉的前哨阵地,吴佩孚安置重兵死守。唐生智的革命军第八军,李宗仁的第四军猛攻,打下汀泗桥。吴大帅大怒,退后的将领,悉数枪决!马上履行!

讲的人讲完了,有人叹了口气说:我国人何时才有和平日子呀。

有人接着说,北伐军真凶猛,五天打下两桥:汀泗桥,贺胜桥。吴大帅亲身带大刀队督战,命令退后的官兵格杀不赦。北伐军打下贺胜桥,吴大帅一枪打死几个长官,砍下脑袋,挂在贺胜桥上,才坐车逃走。吴佩孚的第二师师长刘佐龙倒戈,帮革命军做内应,占据汉阳和汉口,只剩下武昌孤城了。吴大帅派第八师师长刘玉春当武昌守备总司令。革命军封闭围困武昌城。咱们是刘玉春的戎行,分途包围,都给革命军打回来了。关在城里四十天呀,粮食完了,有人吃树皮呀。城里到处是难民。咱们从戎的,没去汀泗桥、贺胜桥送命,困在武昌城里也要饿死了,还能交兵吗?革命军总指挥唐生智和刘玉春商洽成功,放出三万多难民,刘玉春开城,革命军收编吴佩孚的戎行。一眨眼,咱们又成了革命军!又反过来打军阀!诙谐不诙谐?民国这笔烂账怎样算?你说!

我家俄罗斯洋房,冷冰冰的粗大石柱子,冷冰冰的大铁门,永久关着,离隔了外面的世界。我恨不能家在文华里、辅义里那种胡同房子里,人挨人,多热烈。那扇大铁门,只需父亲晚上回家,轿车两柱扎眼的灯火射来,才大翻开,灯火射得满园子透亮。两个脚蹬马靴身挂盒子炮的马弁站在轿车两旁。轿车在屋前两根粗大的石柱子前停下,父亲下车走进屋子。

宽阔的楼梯,迎面一面大镜子,照得楼梯分外长,长得叫人不想上楼。楼上咚、咚、咚,爷爷的拐杖敲在地板上,越响越近,忽然矗立在楼梯顶上,像一座大石像。父亲叫一声爹,就钻进母亲房里了。他们说话玩骨牌,我站在一旁。他们谈哪天在扬子江饭馆有宴会呀,什么人家遭绑票呀,程艳秋要来汉口大舞台呀。我困得眼睛睁不开了,也不愿去睡觉,不为其他,只为喜爱听他们讲那花花世界。父亲很少和人说话。他整天在书房里,在那一叠一叠小抽屉的巨大红木书桌前,用刷子相同的毛笔刷些奇形怪状的符号。父亲说那便是篆字。要不然,他就坐在一个赤色蒲团上打坐,盘着腿,闭着眼,谁来了也不睬。他也会在书房里,像瞎子摸黑相同,两手晃来晃去,一摸老半天,那也算是打拳,叫太极拳。他在家里如同总是躲着人,只是在房里和母亲说说话。

俄租界两仪街的三岔路口,有个上海理发厅。不管什么店,招牌上有了上海两个字,就时尚起来了。那理发厅出出进进的女性,打扮得也分外美观,高高的领子,喇叭袖子,旗袍两旁开一点儿小衩,衩口满意盘花,脚上是三寸空花高跟鞋,手一招,轿车开来了。理发厅对面有一个白俄女性开的小店,玻璃橱窗里摆着一把彩虹小阳伞,永久摆在那儿,逗得我心痒痒的。母亲说:你有好几把小洋伞了,禁绝再买了。

母亲不给我买俄罗斯小阳伞,我一路哭回家,哭得不愿罢手。

打杂的小伙子金童说:小阳伞有什么好?走,我带你去看戏!

我要坐马车。

好!坐马车去看戏!

马车一颠一颠,马蹄嘀嗒嘀嗒地跳舞。

下了马车,金童把我扛在肩上,一面唱:小白菜哟,六合皇哟,两三岁哟,死了娘哟。

我问:你的娘死了吗?

金童说:我娘生下我,就死了,我爹娶了后娘,我便是小白菜。他又接着唱起来:弟弟穿的,绫罗缎哟,我穿的是,破衣裳哟。

我不要我的娘死。

那你就乖乖的,不要哭,你一哭,你的娘就会死。

你哄人,我天天哭,我的娘也没有死。

他摇摇头说:我说不过你。

还有好远呀?

就在前面。

走着,走着,忽然砰、砰、砰几声枪响。前面场所上一个人倒下了。一阵血气扑来。

我吓得声泪俱下大叫:我要去看戏!我要去看戏!

这便是戏呀!

这不是戏!是枪决人!

枪决共产党!那是1928年。1927年北伐成功,国民党实施清党反共。湖北属共产党发源地之一,其时许多共产党员被捕枪决。

从此我不敢看血。

1926年,聂华苓的母亲在汉口。这个出嫁后才知道老公已有妻室的女子,沉恨细思,含屈却洒脱。

前一年母亲生了弟弟。爷爷取名汉仲。他出世那天,家里可真热烈。早上醒来,听见楼梯上咚、咚的脚步声。李妈说:快起来,你要得弟弟啦,接生婆来了,老太爷在堂屋里预备谢祖呢。我跑到母亲房门口,门现已关上了,只需奶奶和接生婆在房里。母亲一阵一阵哀叫,我惧怕她会死,站在门外哭,一面捶门大叫:我要姆妈!我要姆妈!爷爷走过来,举起拐杖:你再闹,我就打!就在那当口,婴儿哇的一声,母亲也安静了。我也不敢哭了,站在她房门外等。奶奶翻开房门,微笑着往堂屋走,对爷爷说:点蜡烛烧香吧,谢祖先保佑,又得了个孙子。

父亲得到音讯,从办公厅回家。他没进房去看母亲和儿子,径自走进书房,又在他那一叠一叠小抽屉的大书桌上,用他那把刷子笔刷出杯口相同大的字。大人说:出产女性的血有邪气,男人沾不得的。

爷爷特别请武汉有名的星相家李少庵为汉仲算命。依据汉仲的生辰八字,李少庵说得爷爷拍桌叫好。汉仲是壬骑龙背的八字,安邦定国,官至一品。

第二年汉仲满周岁那天,家里大宴宾客。堂屋八仙桌上供着祖先牌位,一对大红烛在古铜烛台上燃着两道金光,古铜香炉里的檀香,细细一线绕呀绕的,绕香了满屋。堂屋正中间一张大桌上铺着大红毡毯,摆满了抓周的东西:文房四宝,论语诗经,玩具刀枪宝剑,银元金币,大大小小鸡血石印章,锦缎盒里的汉玉印泥盒,绞麻花金链子,长命富贵金锁片,线春小袍子,花缎小马褂。客人围着桌子站了几圈谈笑。婴儿坐在桌子正中间,母亲在一旁扶着他。婴儿一坐上桌就乐了,挥动小手,要抓宝剑,抓不住。母亲说:好,要当总司令。他捉住一块银大洋,往嘴里喂。母亲夺过银洋,笑着说:不行,不行,发财也要命呀。婴儿又抓鸡血印石。好,掌印的人。他又抓《论语》,抓起来就要撕,母亲抢过书说:爷爷的宝物呀,撕不得。他又抓起一枝羊毫毛笔。好,有了红楼梦,你就写青楼梦吧,母亲笑着说。有人问:青楼,有意思,有意思,红楼梦好不美观?哎呀,写一些杂乱无章男女的事,千万不要看。有人答复。

我要抓周!我对母亲说。

你三岁了,不能抓周了。

弟弟抓,我也要抓!

姑娘家,不抓周。

我要抓!我要抓!

堂屋里的人全怔住了。

你就让她抓这桌子上的东西吧,父亲说。

我看了一眼:不要!我都不要!

母亲说:那就算了。

我要那把俄国小洋伞!

母亲笑了:这个丫头!她要的东西,非要到手不行。

我总算得到全神贯注要的那把彩虹小洋伞。

抗战期间,聂家听舅舅 (前右二)的主张到三斗坪外婆家流亡。这是抗战成功后一家人回到汉口,与亲属们的合影。前排左一为聂华苓的母亲。后排中为聂华苓与第一任老公王正途,两人其时都是国立中央大学的学生。

我的戏园子

1929年,我家从汉口旧俄租界搬到日租界。桂系分裂,警方大捕桂系分子,有的履行枪决。日租界成了政治流亡地。我家在大和街止境。一大片荒草离隔“铁路外”,那便是平汉铁路以外的贫民区。爷爷,奶奶,父亲,他的两个妻子,两群儿女,三代两室同堂。房子虽大,也挤得人不自在。牵牵绊绊,你躲我,我躲你。不躲的时分,暴风雨就要来了。西式洋房,镂花铁门。便是在夏天,也是冷清清的。灰色围墙堵得人要跑出去,跑到哪儿去呢?不知道,不管哪个当地都比我的家好。墙角孤单单的一棵梧桐树,夏天树上吱——吱——一声声蝉叫,叫得日子更长了。一个女性在街上搏命大喊:挑——呀——牙虫呀——!算命瞎子咿咿呀呀拉着胡琴。磨剪刀的癞子在后门口,呱嗒呱嗒打着一串小铜片,没人理他,打着铜片走了。货郎儿打着摇晃鼓得楞得楞响来又响远了。天井里一个大肚子陶瓷水缸里,永久有几条喜头鱼游来游去,逃脱不了厨子杨宝三的大菜刀。小脚江婆坐在天井树阴下纳鞋底,用一根大针和手搓的麻线,在一层层粗布糊成的鞋底上扎出规整的菱形图画。龅牙张德三在天井阴凉里,拿着一把大芭蕉扇,扇着躺在竹床上的汉仲,哄他睡午觉,唱起小小子,坐门墩儿,哭哭啼啼要媳妇,要媳妇干吗,缝衣补袜,点灯说话儿,吹了灯打喳喳。后门口来了个讨饭的女性,一块寒酸的蓝布兜着背上睡着的婴儿,伸出手里的破碗:行行好吧,残菜残饭,赏一点吧,多福多寿。杨宝三在厨房里咬牙切齿咚咚剁肉,拿了一钵子剩菜剩饭给她,一面关门说:好啦,好啦,走吧,再……再来就……就没有了。或许就在那当口,火车的汽笛在天边细细叫起来了。

我家对面有一排小红砖房子。有家人家姓黄。一夫一妻,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我多想要那样一个简略高兴的小家庭。大女儿大我一岁,小女儿小我一岁,缺一颗门牙,笑起来用手捂着嘴。我不睬她们的哥哥。他也看不起小女子。咱们三个女孩子在一同跳房子,跳绳子,踢毽子。杨宝三杀鸡,拣最美观的鸡毛,洗洁净,晾干了给我。我早存了一块块花布,拣一块厚厚的,包上一个铜钱,插上一根根长短适宜的鸡毛,太短了,毽子踢不起来,太长了,又太重。踢毽子能够耍花样,前踢,后踢,前后踢,左踢,右踢,左右踢,毽子落在脸蛋上,落在头顶。

最好玩的是养蚕了。五颜六色锡光纸包着硬纸盒,铺上绿莹莹的桑叶,那便是小蚕的家了。咱们每天盯着蚕长大。三个女孩竞赛谁的蚕大,谁的蚕肥。蚕吐茧了,那是最风趣的时分。洁白、桃红、天青、水蓝、碧绿各种颜色的茧。女孩们开端买卖了。红的沟通蓝的,白的沟通绿的。不等蚕破茧,便仔细抽出蚕丝,悄悄绕在一块小纸板上,再从纸板上取下来,做成扣花呀,发簪呀,书签呀。咱们每人有一个连环戒指,一个圆圈圈,套着五个奇形怪状的小圈圈,由一根细丝连着,拼成一个戒指,拆开来再拼拢,就要心细手巧。咱们竞赛谁拼得快,和赛跑相同振奋。两个女孩的哥哥呢,一天到晚看连环画。他家巷口有个租书摊子,他看一套,换一套,七侠五义,薛丁山征西,五剑十八义,封神榜,孙悟空。他捧着一套一套连环画回家,很有学识的姿态。

我家和黄家相对,显得阴惨惨的。父亲不大说话。我没看见他笑过。他如同总在逃,逃政治的虐待,逃家庭的压力,逃爷爷的啰嗦,逃两个妻子的争斗。两个妻子的房,隔一条走道,他从没跳过走道,永久在母亲房里。母亲在他面前总占点儿优势。

父亲另一个婚姻,也是爸爸妈妈之命、媒妁之言结合的。她脚小身子重,太重了,那双裹着的小脚担负不起了,随时要倒下的姿态。她和母亲从没说过话。看她慢吞吞走来了,我就跑。她说:跑,我又不吃你!

大哥是长子,一家上下都对他特别优待,尤其是爷爷。他以大少爷自居,处处体现大少爷的神威。母亲灵活解人,对他若即若离,只需他不过火,尽量投合他的意思,倒也风平浪静。他看到我,就狠狠骂一句:死丫头!

我家半圆形的阳台,便是我的戏园子。我天天在那儿看戏,可比大舞台咿咿哎哎唱的戏美观。咱们的房子在日租界最终一个十字街口。爷爷教过我:写字,手抬平,背笔挺,笔画有先后,写十字,先写一横,再写一竖。街口那十字,横的一头是舞厅,竖的一头是倡寮。太阳在铁路外落下去了。天一黑,那十字一横一竖的头上就亮起了一闪一闪的彩虹灯。十字街口的灯也亮了,那儿的灯比其他街头都亮一些,就像舞台的照明灯。我站在黑色镂花铁栏杆前,看着一个个穿和服的女性蹬着木屐呱嗒呱嗒走进舞厅。一辆辆轿车在舞厅门前停下,我国人,西洋人,日本人,有成双成对的,也有单身男人。女性林林总总的打扮最打眼:洒五颜六色亮片的西式裙装,插在耳鬓的碎钻簪子,洁白的毛披肩,金丝绒的黑大氅,沿着水蛇腰溜下去的盘花高领长旗袍。舞厅里的女性唱起来了。日本女性幽幽怨怨的歌声,叫人想到无母的孤儿,无家的孩子,就像“小白菜”那样的歌。她们如同也是受欺侮的人。舞厅里灯火暗了,乐队奏起蓬嚓嚓欢喜的曲子。

十字街头灯火下,另一出戏上演了。三三两两的高丽妓女,头发挽在脑后,显露粉白的脸,唧唧哇哇边走边谈,走到十字路口,等旧情人,等新顾客。不论是新仍是旧,男人走过来,她们都会深深折腰行礼,两手向前搭在腿上,嘴里不断说着什么,大约是谢谢莅临那一类的话吧。搂着妓女向倡寮走的,有醉醺醺的日本水兵,也有穿西装的日本布衣。水兵大声歌唱,大叫大嚷,听起来像谩骂。那时分,我高高站在阳台上,觉得很安全。日本水兵来了,有父亲挡着。我看到日本水兵就惧怕。

十字街头的戏还没完呐。朝晨,只需来得及,在我上学之前,就到阳台上去看看。十字街口的妓女变样了,头发披下来,如同没有睡觉,浑身无力的姿态,对男人点点头,招招手,也不折腰行礼了。那些高丽妓女有家吗?有爸爸妈妈吗?为什么到汉口来给日本水兵搂搂抱抱呢?

母亲逼着我去上学,读汉口市立六小一年级。我每天早上赖在床上。母亲把我从被子里拖起来。坐起,下床,穿袜,穿衣,穿鞋,洗脸,漱嘴,吃早点,拿书包,走出门,上人力车,每一个动作,我都成心刁难,胡搅蛮缠。江婆拿来白袜子,我要黑袜子。洗脸水太烫,加点冷水吧,又太凉。荷包蛋太嫩,再煎一下吧,又太老。书包呢?不晓得放在哪里?我也不喜爱在家做功课。晚上趴在灯下做算术,只由于在校园看见教师扬起竹鞭子,啪啪打在一个男生的手板上,他哎哟一下,搓搓手心,又是一鞭子。他的罪行是没交算术题。我也惧怕那比我高一个头的班长。她看见我的好东西就要,描花铅笔盒,彩色蜡笔,花木兰的连环画,全奉献给她了。母亲说我在家里是没笼头的马,出了门就成了吃亏的哑巴。

磨到小学三年级,我就喜爱上学了,只由于我喜爱教国文的级任教师。他刚从师范校园结业,消瘦的个头,一身灰布长衫,走起路来,一手提起一边衣衩。后来读到徐志摩的诗“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就想到那位洒脱的教师。他也喜爱我,课外看到我,一根指头点点我的鼻尖,在堂上讲课,望着我的神态,就像是专为我讲的。他问:懂了吗?我点点头,他笑笑。我的作文好起来了,他常要我在班上念给同学听。他一直是我心目中最夸姣的男人形象。

爱荷华鹿园

2002年早春

1932年,聂华苓 (右)在汉口市立六小三年级时和同学毛慧贞合影。两人“正襟危坐”照张相,只为表明友谊长存,但小学结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原载2002年第3期《收成》《人生采访》专栏】

我所知道的聂华苓

文 | 李子云

1980年巴金在寓所会晤美籍作家聂华苓和她老公,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

聂华苓是我最早结识的海外华人女作家。她也是最早从美国回来拜访的一位作家。那仍是1978年,改革开放没有开端,拨乱兴治正在如火如荼打开的时分。返美后,她很快出书了一本写大陆之行的初始形象的散文集《三十年后》。从她1949年脱离大陆直到重踏故乡,相距整整三十年。归国期间,她重返家乡和从前寓居过的城市,游历了一些名山大川,并结识了一些其时文学界的风云人物。不管是写风光,仍是人物,她的笔下都满溢着振奋和慨叹。能够说她是以作家之笔向海外介绍与外界隔绝了三十年的故国家乡的第一人。在这本书中还装备了不少相片(这在其时大陆出书物中是罕见的),图文并茂地向外界展现了一个其时人们遍及感到奥秘的世界。

她第一次回国时没有来上海。我是在她1980年第2次和安格尔回来时,在上海作家协会的大型座谈会上见到她的。其时我已读过她在台湾、香港出书的一些著作,如短篇集《台湾轶事》、长篇《失掉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以及刚刚面世的《三十年后》。她的著作,不管是小说仍是散文,我觉得都散发着一种沧桑感,其间蕴藏着丰厚的人生履历和沉重的人生感悟。但是,相见之下,却看到在巨大魁梧的安格尔身旁依偎着的是一位小巧玲珑,笑脸绚烂的美丽女子。这大出我意料之外。

著作的风格与作者的表面之间反差之大,在我所接触到的海外作家中,聂华苓是第一人。她(他)们到底是在外面自在自在惯了,用不着压抑自己、粉饰自己什么,能够听凭赋性天然流露,因此从他们的著作中大略能够了解作者的某些性格特点,比方於梨华、陈若曦的快人快语,龙应台的尖利凶横,施叔青的浪漫,李昂的强悍,白先勇的温雅蕴藉,陈映真的执着无畏,李黎的力求完美……而聂华苓则耐人深思。

了解聂华苓的这一反差,是需求一些时刻的。

整个八十年代,她简直每一两年就要回来一次。她回来的主要任务是为她和安格尔一起兴办的爱荷华大学的“世界写作方案”约请作家。在世界上她首要提供给我国作家到美国进行较长时刻沟通拜访的时机。公事之余,她当然也进行观赏旅游。特别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两次回来时,不管是观赏上海新面貌,仍是去云南,走丝绸之路,她都兴味盎然。但是她更爱会友谈天。老同学、老朋友自不必说,她还乐意结识新起的年青作家。这大约是作家天分,她首要重视的是人。每次她来,咱们更多的时刻大约都花在谈天上,天南海北,远事近闻,从国外到国内,从幼年到现在,随兴之所至无所不谈。所以,我逐步了解了她的阅历。

本来我从她著作中所得到的信息仍是不错的。她的人生道路确是大起大落高低多变,她的前半生可谓崎岖弯曲。幼时她就没享受到得宠娇女的高兴。其原因倒不是出于物质的匮乏贫穷——从她那雍容的气量就可看出,假如没有相应的家世布景的滋补,那是造就不出来的,而是出于精力上的压抑。她的父亲是个武士,并且有两房妻子,尽管他曾受过新式教育,却好像仍是秉承了某些旧武士风格,尽管她的母亲是他所爱,但他在孩子们面前永久正襟危坐,徒有威严而少温情。特别是在她们这一房回归咱们庭之后,上有重男轻女、满脑子封建思想的祖父,中有父亲的另一位缠足又不识字的妻子,同辈又有异母的恃宠而骄的“长子长孙”。尽管房屋阔大,奴隶很多,日子优裕,但这样杂乱的家庭关系,使她从小就得忍耐重重束缚。只需混迹于仆人群中,她的生动天分才华得到开释。即使如此,她的父亲也没比及她长大成人就在内战中死去。和母亲分忧的担子就落到她身上。家道中落后所遭受的种种世态炎凉可想而知。读大学,爱情成婚,据了解她的朋友说,她的满意郎君是位学识既佳(同校政治系的高材生)、又风姿潇洒的咱们子弟。原该是山穷水尽,美好到来。不想这位令郎却是个经不起风雨的大少爷。当他们拖老带小全家迁往台湾后,面临生疏的环境和从未遭受过的日子压力,他很快就颓唐沉沦精力溃散了。他承担不起家庭的职责,整个担子落到聂华苓的肩上。她在接受这副沉重的担子的一起,还得接受关于老公的绝望的精力冲击。这还不算,她又卷入了台湾有名的《自在我国》事情,她所安居乐业的坚持自在主义态度的杂志被查封了。这不只在精力上再次给她简直丧命的一击,并且经济上也简直将她推入绝地。……每听她回想那段起伏跌宕的日子里所阅历的风霜雨雪,望着她明丽的脸上所布满的阳光一点点暗淡下去的表情,我真觉得命运对她够严酷的。命运是不是有意地在励其心志?没有这些弯曲的阅历,她怎样能够关于封建旧家庭的日子有那么深的了解?她怎样能够对旧家子弟身世的某些脆弱的知识分子有那么深的知道?怎样能对1949年的国务变化,关于从大陆去台湾的低层公事人员、老兵、布衣百姓的心境有那么深的领会?有了这些阅历,才会有《台湾轶事》、《失掉的金铃子》,才会有《桑青与桃红》,才会有对桃红的鼹鼠般埋伏于暗无天日的阁楼中、日夜处于惶惶不安情况的深入描绘。她从小的日子就与整个社会相关联,她的前半生一直与社会变化相关联。这便是她这些著作的来历。

六十年代安格尔的呈现是她日子的一大转机。否极泰来,她和安格尔的相爱、相知、总算得以相守的进程,也不是一往无前的。种族的差异,婚姻的情况——其时安格尔还没有了断他的名存实亡的婚姻,而在六十年代,离婚在美国也需求通过一段艰苦的进程,都构成一道道屏障。而她,带着幼女奔走风尘来到异乡,不只是异乡,仍是异国,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但是她的日子究竟呈现了期望。她先是进了爱荷华大学教我国文学,1967年她与安格尔一起兴办了爱荷华“世界写作方案”。直到1971年两人才如愿以偿地结了婚。尽管好事多磨,凭着两个人不渝的真情,凭着聂华苓的聪明的资质和不懈的尽力,他们总算走出了暗影。关于聂华苓来说,她是走出了婚姻和作业的两层暗影,她找到了终身的归宿。不光获得了完美的家庭的美好,并且和安格尔兴办了一起的作业。她总算摆脱了那块是非之地。从旁看来,这项作业有意思得多了,活动的空间也广大多了。八十年代初,大陆作家到国外进行较长时刻的沟通拜访,首要是由“世界写作方案”约请的。聂华苓熟睡多年的赋性得以复,被压抑多年的才华得以发挥。高兴、美好、成就感使她精力和容颜一起勃发。所以咱们看到了今日的笑语不断精神焕发的聂华苓。1991年安格尔因心脏病猝发逝世。聂华苓精力上所遭受的冲击用五雷轰顶、天塌地陷来描述也不为过。不过在关于安格尔的爱的支撑之下,她总算慢慢地康复了过来。她用笔承续他们未了的情缘。所以有了《鹿园情事》。

1997年出书的《鹿园情事》,以充溢爱情而又摇曳多姿的笔调回想了她与安格尔共度的三十年的美好韶光。从这本书中人们能够形象地看到聂华苓怎么从压抑的前半生转到天壤之别的后半世。但这本书仅止于写她和安格尔的一起日子。她的读者对她的弯曲的前半生也饶有兴趣。他们期望看到一个完好的聂华苓。今春伊始,得知她的回想录《三生三世》开端连续宣布。我还未及窥及全豹。但我已看到这本回想录是从写她眼中的祖父开端的。想来这三生三世指的并不是聂家的祖孙三代,尽管其间写到了她的祖父和父亲,而是她个人一生中的三个阶段,三次“转世”。本期《收成》刊登的是她在武汉的一段幼年日子。由此不只能够约略地看到她幼年的家庭环境,还可了解她后来成为作家的条件:关于日子充溢猎奇又非常灵敏,具有惊人的回忆力。日子中的高兴与不高兴都成为她后来写作的资源。幼年回忆,幼年的丰厚阅历关于作家来说是至为重要的。那些崎岖日子的回忆,在阅历过时刻的过滤,特别是阅历过人生美好的今日再重新处理,就都化成了丰厚多彩的著作。

李子云2003年在寓所的留影。徐福生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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